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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观周初德治文化-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2018-09-14 01:08

敬德保民同样也给政治家们提供了思维的平台,无论社会如何演进,思想如何升华,但由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所创制的德主刑辅的政治格局,在当前两千余年的社会变迁中,从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周初的德治文明无疑是我国政治文明“元典之元典”。所谓民本思想的研究,所谓德治思想的考察,毫无疑难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

《尚书》开篇《尧典》中,尧帝安排羲和依照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了历法。在历法的制订中体现了将日月星辰的周期变化与动物的成长变化规律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相联系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春分的划定,在天依据的是日夜的是非和星体的位置,在地表现为动物开始交配繁殖,对应人的活动则是开始播种。夏至的划定,也是依据的昼夜是非和星体的位置,夏至在地面的表示是动物的羽毛稀疏,对应的人类的活动是迁到高处居住。秋分和冬至的划分也是依据的昼夜与星体的变化,秋分在地面的标志是动物开始长出新的羽毛,对于人类而言,可以回到平原寓居;冬至在动物身上体现为有密厚的羽毛,人类要居住在室内。

“应戒”即强调有德之人应适应天道,不做失德之事。《尚书》通过道德与天命的关系追求万物温顺,失德不仅会引起天命的更换,还会导致天灾。“天”在元典时代人的心目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命”一度曾被人们视为是不可抗拒的,“顺天道”“明祖道”成了君王是否有德的评判标准,“天命”成了天道运行的法令,尊“天命”就必须要顺“天道”。须要指出的是,《尚书》中的“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际和思考,对天然、社会和人生的属性和发展变更规律的高度概括。《尚书》中的“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殷商诸王的“率民以奉天”都很明确地体现了商周时期对“天命”敬畏。《尚书·伊训》指出:“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在此,君主之德贯通天地,关系到鬼神及万物的存在状态。君主之德与天灾和万物的生存状况相关联,在有德的君主的管理下,鬼神及万物都得以安宁,不会呈现天灾。如果君主无德,则会有天灾降临,遭赶上天的处罚。据《尚书·洪范》记录:雨、晴、热、寒、风按时序出现就会百草丰茂,任何一种做作气象过多或过少都是天灾。而天是否风调雨顺与君主之德又长短亲非故的。假如君主“肃”,雨则适时;君主“?”,晴则有时;君主“?”,暖得时;君主“谋”,寒得时;君主“圣”,风顺时。相反,君主失德则会涌现天灾。君主、卿士和百官对社会的治理与天然环境有法则地孕育万物一样需要一定的尺度。

殷商末期统治者因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即“殷鉴”,促使了周初统治阶层政治智慧的成熟与发展。他们已深刻认识到,夏殷之亡国,主要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撑,失去了民心。因此,统治者岂但要知晓小民之疾苦,知晓小民“稼穑之艰难”,而且还要及时顾察小民的舆论,要看重民意,把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查政事的得失。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出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器重。

总之,在西周初年,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天下情势,西周统治阶层把德治建设当作新政权的政治领导思想。这不仅使殷遗民从思想上吸收了新王朝的统治,对安宁周初政治情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后辈治国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事实、重视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同时,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对大众力量的敬畏和否定,是一种重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根本精神就是恳求统治者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教训,努力维护社会各种典章制度,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保障全体社会的长治久安。它的提出存在里程碑的意思,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形成起了基础与骨架的作用,并确破了未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方向,也成为后世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原则之一。

“敬德”的根本是“保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夏代的灭亡是因为夏桀违背了民心,公民冤仇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殷末也是因为“小民方兴,相为敌仇”,最后奴隶和平民在前方倒戈而失败。周要“受天永命”,就必需“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民德”。不仅要维护庶民,还要对所有民众厚此薄彼。这样联合历史与事实造成的“天命”依德转移说克服了当时意识状态方面的危机,在当时条件下公平地阐明了殷亡周兴的历史大变革,这对于安定周初社会以及决议中国政治此后多少千年的价值取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在思想意识状态范围,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殷商神权至上的人文思想世界,并衍生出中国政治思想文明的一系列基础价值理念。

我们从周秦诸子政管理论中,可以轻易地寻查到受周初敬德保民思想影响的痕迹。儒家持续了它,墨家改造了它,道家批驳了它;态度尽管不同,但同样都受其深刻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儒家的仁政学说无疑是明德保民思想的翻版,墨家的兼爱学说显明是保民思想的升华,道家的无为政治则吐露出慎罚的影子。一句话,周初敬德保民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干细胞”。

“应和”即为崇德。纵观《尚书》,倡导以德称位,只有依附自己高贵的道德威望,圣王才能来获得“天命”,这实际起到了以“天命”崇“人德”的作用。在《尚书》中,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人与物关系是否和谐是断定一个人(君主)是否有良好道德的重要标准。例如,尧之德表现为通过“亲九族”而“协和万邦”;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王之德在于“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以求“咸和万邦”;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安民”“恤民”是《尚书》评估君王德行的又一重要标准。例如,尧帝“克明俊德”,并通过“敬授民时”而使九族、百姓、万邦乃至“黎民于变时雍”。“安民”“恤民”是在因“天命靡常”意识发生后而忧位、忧君推演出来的道德命题。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新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周初统治者还对天命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思想,他们不再认为天命是神秘不可知的,将统治者的德行渗透其中,并提出“以德配天”,将天命建构在“德”的基础上,以是否“有德”作为天命神授与否的依据。把天的意志与人的行动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是否“有德”成为左右天命的决定力量。其次,周公进而指出,既然天命依德为本,统治者若要永远保住政权,就必须“敬德”。殷亡的基本原因,就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所以,“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只有“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就能“祈天永命”。

德治思维萌芽于殷商时期,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盘庚》篇。在殷代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驾驭造作的能力极其有限,难以预知的各种自然灾害是当时人类的最大威胁,“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就是他们艰难生存的历史写照。所以,周初的德治系统以人与天然的关联为根本,提出了德治的三个准则,即“应时”“应和”“应戒”——从人与天时来看,要“应时”;从人与天命来看,要“应和”;从人与天灾来看,要“应戒”。

(作者:李青唐,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副教养)

天命依德,敬德保民

“德”是中国自古以来传布下来的重要观点,“德治为先”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意是对当时社会变更诉求的踊跃反应,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重视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德治文化”的序幕。自周武王以来,历代君主都讲究“以德治民”。在儒家经典《尚书》中,对德治思想与德治建设等均有详细记载,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具备主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通过圣王治理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殷人在把权力看作是祖先神犒赏的背景下提出了道义的正当性,以自己“明德”的途径与天命相干联,把德行看作是天的本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上天的佑助,只有仁爱的君主才能失掉民心的归附。君主道德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惠民。而在德治中,君主与民众关系的协调、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万物温柔,才是民得以生、王之为王的条件前提。

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纷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点上,前者汲取思想营养,进一步阐发其德治思想、重民保民理论,部分地塑造了元典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后者则吸取其德治政治的基本原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模式。

对于君主而言,道德还领有更深层的重大意义,即君主是否有德更进一步关系到天命的变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天命,只有良好的道德才干守天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的起因在于商纣失德被天命所抛弃。周武王将商纣王沉溺酒色、残肆虐杀、昏庸、奢侈等失德举动看作是对上天的不敬,而他本人是根据天命来判断商纣是有罪的,“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二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商纣失德失民心,是天命要诛杀他。如果不适应天命将其诛杀,那么罪与商纣等同。

可见,在周初的德治建设实践中,“德”不仅是周人和缓社会抵牾功能出色的手段,同时在其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及轨制框架时,“德”已经被提升为国家的意志,嬗变出“明德应天”的新内容。因为统治阶层的极力推行,敬德保民的政治模式显然成为周初政治的一大特色。史传“成康之际,天下安定,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应当是德治思想实践的结果。

推行德政与否关系着王朝的生去世存亡,这是周初天命转移实践的结语。它来自对夏商周三代兴替的历史意识:桀、纣之所以灭亡,起因在于“惟不敬厥德”;汤、武之所以取得天下,原因在于“克明德慎罚”。论断就如此明白地摆在人们面前,“德”就是这样重要,有了它,民众才会安和,上蠢才会保佑,王权才华长久。必需不任何疑难地履行德治,这是发展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于是在《尚书·周书》的多少篇诰、誓文章中,“德”字成了浮现频率最高的文字之一。统治者反复申告:“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在西周金文中,咱们也可能看出周人对德分内关注:“敬哉!惠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这是来自“何尊”的文字。“今余惟令女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畏。”这是来自“大盂鼎”的记载。看来,周初的德治思想源于殷商,商周革命加速了德治思想理论化、系统化的进程,这样说是不应该有错的。

《尚书》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变革周密联系,在初步认识自然、把持自然法令的基本上,倡导应时而动。人类在从事各类运动之前都会举行仪式祭祀天地,这就是对自然的敬畏,西周之后更是如此。接受了商纣失德逆天的教训,周王朝重视礼制,礼制其首即礼天,请求人们敬畏天命,应时而作。

在对四季的划分中可以看到日月星体的运行—动物的成长—人的活动是一个彼此接洽的有机整体。人的活动的节奏是被置于自然的周期性变化的节律中的。在高度依靠自然环境的时期,气节是领导和部署人类安排实践活动的准则,是人类得以在自然界生存的保障。《尚书·舜典》中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仲春,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华山,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可见,舜帝在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祭祀四方和名山大川。二月东巡,祭祀岱岳;蒲月南巡,祭奠南岳;八月西巡,祭祀西岳;十一月北巡,祭祀北岳。

“应时”“应跟”“应戒”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是古代中国的最主要的治理准则。在《尚书》这部古老的著述中,蕴藏着丰富的德治思想,从道德的角度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聚焦人与天时、人与天命、人与天灾三个方面,从正反两个向度,阐释了人与自然、道德与国度治理的联系,强调统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做到“应时”“应和”“应戒”,防止造成自然灾祸和社会动乱。传承这些精良传统文化,对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而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化程度,存在重要意义。今天应充足挖掘这优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资源,懂得其对于德治的深刻意蕴,并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接收、转化和翻新,使之适应新的时势,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视主持地舆历法的官员,据《尚书·胤征》记载,掌管地理历法的羲氏、和氏失德,沉沦于酒,捣蛋历法,于是就出现了天体运行反常的情况。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导致地利混乱者就要被诛杀。在当时看来,主持天文历法的人失德,其危害比烈火还要重大。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天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出,古人认为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思都与天地体系的整体运行状态相关。

当然,敬德保民思惟所以有如斯巨大的影响,关键在于其本身在政治实践上全新的创制与冲破。在此,咱们有必要对这些成就做一个总结。首先,它第一次涉及了社会运动的基本力量。周初的统治者为了神化王权,也提倡敬天。然而夏商王朝的兴衰更替,使他们深入感想到了民众力气的巨大,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口号,还将“天命”和“民心”整合起来,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并发明性地提出“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政治见解。这是历史上首次清楚地将大众视为社会活动的重要气力。国民民众是历史的发现者。周初对民的意识显然已经波及了问题的实质,只管对民的认识还是无比成熟和朴素的,它的外壳还包裹着神的外衣;尽管统治阶层“保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政治利益,尽管在政治实际中重民保民会大打折扣,但它究竟首次否认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并将民众的位置和作用作了新的跟正确的估价。这样,神权政治的铁幕就被撕开一个豁口,堵枪管漏洞 不容枪械文化植根_星岛社论_新闻_星岛环球,使民本思维得以崭露出新壮的苗头。

其次,敬德保民思想为社会发展第一次供给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在西周王朝出现以前,只管阶级社会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但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截至商末,并不十分完善。表现为社会缺少一种“公义”准则,或者说公认的模式,它既是每位社会成员遵照的标准,又对某些社会成员的放逸起约束效力。因而,其社会政策还处于针对性很强的就事论事阶段,缺乏理论思想的指导。进入西周,王中王铁算盘四肖中特十大信誉官网,这种情形产生了根本变化。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历史,制礼作乐,使政治理论大为完善。其政权生存理论相称成熟且易于操作,无怪乎儒家祖师——孔子对周初政治有着魂牵梦绕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隔几日梦不见周公就失魂落魄般的苦恼。事实说明,尽管周初的政治理论还存在不少毛病,譬如其民本思想的成长存在着缺乏实践支持的可能,但它毕竟第一次给后来的统治者供应了一套相称完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样板,这对于政治文明的进步显然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贡献。

“应时”即人的活动应顺应天节令令。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8080 cc香港正版资生肖图,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对自然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不是形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践教训,既是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控制,又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规范和引导。安排出产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准则就是做到应“时”。

确切,周初的险恶局面和周人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加速了德治理论化、系统化的实现。王权的骤然转移给周人带来的不仅是惊喜,更多的是可能迅即失去的恐惧。特别是三监叛乱后,新生王朝的政治形式如“涉渊水”,气息奄奄。然而事件又不能刚开始就半途而废,周人需要为建业付出新的尽力。待三监之乱平息后,周初统治者开端为守业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他们发明了天命转移的新程式,创造了民情这面镜子,并进一步论证了“敬德保民”的德治理论是保持“民情向我”、天命常有的根本大法。

周公以为周人之所以可能受天命,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而且可以“敬贤讨罪”:“庸庸,??,威威”,即“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rdquo,相较于传统电商模式更多强调了电商的社交属;。从而冲动皇天上帝,并降天命于文王。《尚书·酒诰》中周文王自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商族之先人当初之所以得天下,是由于商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而商之所以最终消亡,是因其末代统治者“不敬厥德”。与此同时,周王朝的破国者们则是“疾敬德”“克明德慎罚”,才赢得了人们的推许和信服,进而强盛了自身的政治势力,终极推翻纣王统治,建立了周王朝。